度完全随着政治态势而反复：彭德怀庐山会议挨批后浦要求离婚，彭复出任三线副总指挥时浦试图恢复关系，文革爆发又再度疏远，彭德怀平反后的追悼会上，浦安 修又要求以遗孀资格出席，并引起彭后人反对。浦安修作为现代历史上著名的浦氏三姐妹之一、一二九运动的活跃分子，当年也正是一位娜拉中的佼佼者。
进城之后，为了保障千辛万苦熬到了头的“娜拉”们继续革命的权利，也为了进行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凡是一定级别的干部家庭一律配备了保姆。在解放之初的 配给制中，连新参加工作的干部生孩子也可享受保姆费。这保障了女干部们继续参加革命工作，但也使得她们的家务技能大幅度退化。老鬼和姐弟们即长年与保姆相 伴，成年之后，缺乏母亲照料的他甚至因为“不会擦屁股”受到女友责备。李慎之的女儿李尔柔对笔者回忆，她的父母亲没有做过任何家务，母亲唯一坚持要自己做 的是擦玻璃，原因是担心保姆登高遇险。80年代之后，李尔柔曾经当面责怪父母‘“解放过头了，家务事都不会做，扔给我们”。
这样的家庭，自然也割裂了和亲属的传统联系。中纪委原副书记李昌夫人冯兰瑞的父亲，是地主成分，在云贵解放时从乡下逃亡到贵阳，又被农民抓回处死，对 于此种情形，冯兰瑞数十年中未曾过问。从小影响冯兰瑞走上革命道路的六舅，由于叛徒问题遭受冤狱，冯亦和其断绝音信数十年，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委托贵州方面 复查。李昌的两个兄弟，亦在镇反中被枪毙和坐牢，李昌亦从未过问。大义灭亲的时尚，使得娜拉们努力彻底切断和“反动家庭”的联系，成为完全成色的马列主义 老太太。
李南央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中，叙述了范元甄建国以后直至晚年的情形。范对于李锐只余对一个“反党分子”的仇恨，相处时唯有怒骂申斥。这种仇恨，直 到晚年去世前仍未消减。在范看来，与李锐的恋爱和结婚，是她一生最大的错误，是她人生“开花不结果”(陈伯达评范元甄)的根源。对于儿女，范元甄的仇恨并 不逊色，甚至在晚年李南央的一次回国探亲中差点亲手掐死女儿。对于亲属，她是尽量加码进行政治斗争，几位手足都由于她的主张而受到政治批斗或者失掉招工就 业的机会。
从人生来说，除了老干部的身份和由此的一份政治觉悟，她已经不剩下任何东西，家庭、亲情、理想和人生的一切欢乐，都已离这个早年光彩夺目的娜拉而去。 她们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在政治上不断要求上进。李慎之的夫人50年入党，因为出身不好，候补4年才获批准。李尔柔说，母亲努力要符合党的要求，但老也赶 不上。周舵在回忆录《母亲的自杀》中，塑造了这样一个“入党谜”母亲，由于出身不好而一再忏悔，终身想要赶上当时的政治形势，反而屡次站错队，文革中长期 坐牢，终于精神崩溃而自杀，给子女的遗言是“政治生命最重要”，“紧跟华主席，努力干革命”。
早年激情撰文替延安的女青年们呼吁的曾克，到晚年也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被打成“右派”的龙实在其回忆录《往事》中，述及曾克晚年任四川省作 协领导时积极组织肃反和反右，言谈举止动辄上纲上线，作协成员近三分之一被打成右派，作者本人亦经曾克之手被划为极右分子。
批判文革和个人崇拜的思想先驱陆兰秀，与官宦家庭决裂追随共产党，在下关惨案中因保护邓颖超挨打，解放后任苏州图书馆副馆长，却因为出身和思想在文革 中受到审查批斗，要求丈夫主动与其离婚划清界限，在牛鬼班里极度渴望毛主席“给出路”，直到最后政治上的出路被完全堵死，终于走上怀疑文革和毛泽东的道 路。陆兰秀可以说是娜拉政治化道路上的一个异数。更多在国统区追求进步的女性，则由于加入国民党或者与旧政权有染而在建国后失去工作机会，被压到社会底 层。北大“右派”万耀求的母亲万华柏，上海劳动大学肄业，长期在宋美龄、史良等人手下从事妇女工作，曾加入国民党，建国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失去生活来源 而穷苦离世。
高度政治化的家庭与人生，并不能完全消弭人性本能的需求。这些需求往往以变态的方式存在。革命家庭的另一面，可能是人性的堕落。《我的母亲杨沫》中叙 述杨沫与马建民夫妻生活交恶，杨沫与秘书长期生活，暧昧不清，马建民与前妻所生女儿的过度亲密则受到杨沫怀疑。这本书中还披露，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在文革 失势后困局家中，顿感寂寞，和与丈夫分居的女儿发生了关系。罗瑞卿之女罗点点的回忆录中，亦披露了解放军一位上将长期霸占其亲侄女的秘闻。前文述及的陈振 球，在六十年代因男女关系混乱被定为坏分子。曾克亦传闻和重庆驻军的一位军人(有妇之夫)秘密同居生子，因而在作协威望不高。阎连科的小说《为人民服 务》，以近乎极端的形式表现了这样一位高级干部夫人被政治扭曲变态的人性需求。
到这个地步，可以说一部分加入革命序列的娜拉们，确实又应了鲁迅先生的预言，“堕落”了。但这是在革命序列里昂扬的堕落，是革命扫除一切传统道德的激进的另一面。
四
在《我的母亲杨沫》的末尾，老鬼写到了“林道静”--杨沫在晚年的人性复归。历经政治沉浮之后，她终于意识到家庭和亲情的可贵，辞掉秘书，开始关心儿女，享受天伦。
李慎之的女儿李尔柔，对笔者提到了晚年李慎之夫妇的独特情感经历。在最后几年，夫人消除了早先对于丈夫政治上一贯极右的排斥，开始理解他，夫妇感情贴 近。李慎之去世后，夫人反思说李总不回来，是不是对李坐牢时她未去探望有意见。半夜李尔柔常会看见母亲起床翻找纸张，给李慎之写信。后来竟然缠着女儿要求 配福尔摩斯的药水，把死去的人治活。大半生被压抑的情感释放出来，其深至斯，是包括她的亲人们和李慎之自己也不会料到的。
这样的人性复归，是在革命叙事淡化的背景下实现的。但是整个社会阶层却已经历了革命叙事的长期动员，旧的家庭关系已经大体颠倒过来，“四世同堂”之类 的大家庭已被清洗殆尽。中共建政后长期有意延迟制定各种重要法律，却抓紧出台了唯一一部民事法律《婚姻法》。在婚姻自由以及对女性进行社会动员背后，实际 是从家庭层面拆解传统社会根基的重大步骤。当政治的动员和支配进入传统社会的政治--伦理基础单元：家庭，代替儒教伦常成为家庭中心道德时，传统社会也就 从根子上被拆解了。
这个过程并非单纯的“恋爱自由”那么美好。土改到解放前后，描写反对包办、婚姻自由的《小二黑结婚》曾经风靡全国，但现实生活的原型却是另一回事。笔 者曾到《小二黑结婚》的原型故事地、山西左权县横岭村采访，当地老人指给我看当年赵树理采风居住的小屋，附近是“小二黑”原型岳冬至被杀死的牛棚。原来现 实中的故事是“小芹”原型智英贤参加土改当了妇女主任，与担任民兵队长的小二黑相恋，却遭到村支书、村长和青年部长嫉妒，批斗岳冬至并殴打其致死。智英贤 事后远嫁东北一商人。小二黑的坟墓，覆满了陈年苔藓。造成小芹和小二黑婚姻悲剧的，并非三仙姑和小诸葛的包办，倒是政治名义下的虐杀。建国以后，政治因素 取代以往的门当户对和父母媒妁占了主导地位，首先看出身，看政治表现，婚姻以阶级划界，并涌现出大量的政治婚姻。在《李双双》这样的“先进媳妇帮落后丈 夫”喜剧背后，是一两代人普遍婚姻不幸的现实。
合作化开始以及人民公社建立后，家庭作为传统的经济单元失去了作用，核算单位长期放在公社到大队一级，最多下探到队，极端体现则是大锅饭。包产到户之 后，家庭才再次恢复了经济单元的部分功能，但是家庭的有机性已经被严重削弱。紧跟着的市场经济运动，经济不平衡引起的打工和人才流向大城市，则再一次破坏 了家庭结构和伦理，终于形成了眼下的留守家庭，以及城市中的剩男剩女，空巢老人和丁克家庭。计划生育形成的独生子女家庭，也使家庭的功能严重退化。家庭的 基本矛盾已经逆转：不再是作为传统政治--伦理的修齐治平体系基石的家庭伦常压迫，而是家庭功能解体，以及报复式的婚姻、情感物质化。
鲁迅提出“娜拉走后怎样”问题五十年后，顾准在文革后期《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通信中再次提出“娜拉走后怎样”？顾准使用这一名词，提出的是中国 的革命叙事摆脱了传统之后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样的借用也暗示，现代中国女性在革命叙事中的承担更为深重。顾准寄望于市场经济取代革命来解决这一问题。
人们往往忽视掉，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延续着革命叙事的某些特征，同样可以视为一场“市场经济运动”。国家意志主导和投资拉动下的急剧工业化、特区沿海开放模式、急速城镇化以致大城市资源优先和户口限制，这些革命基因的传递加剧了现代性本身可能带来的过渡性困难。
这样的情形，使一些人开始回归传统伦理，对革命叙事和消费主义双重主导下的家庭退化进行反思，呼吁家庭价值的回归，因此出现自由主义者的转向。
但问题是，现代化是中国社会的内在要求，即使它被扭曲为社会革命。以辛亥为标志，延续一百年的革命叙事，已经抽掉了家庭伦理的根基，旧家庭失去了在现 代化中延续与更新的机遇。出走的娜拉回归家庭，前提是中国的革命式叙事回到真正的现代性路径上来，摆脱运动化模式，在此情形下，家庭才可重获基础、修复功 能，回归家庭才会成为现代娜拉们的自主理性选择之一，正如在韩国或者台湾出现的那样。
而在革命叙事延续的前提下呼唤娜拉回归，并非单纯出于对家庭价值的关心，实际上是指望以家庭为基础单元推动政治变革，正如同延安时期的“好干部还是好 老婆”以及组织安排一样，着眼点仍旧是政治而非家庭，而将政治重量交由女性承担。这对“出走的娜拉”不公平，也不现实。正如在当下呼唤“儒家宪政”，是出 于革命叙事对现代性的扭曲引发的视觉错位。
在历史的错位中，中国的娜拉们已无家可归。
访谈人物：李锐，2010、2012；老鬼，2013；李南央，2012-2013，邮件采访；冯兰瑞，2012、2013
主要参考文献：《新史学：父母昨日书 李锐、范元甄通信录》，李南央，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朱鸿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我的母亲杨沫》，老鬼，同心出版社，2011年；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李南央，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2年；
《血与铁》，老鬼，新星出版社，2010年；
《一蓑烟雨任平生：冯兰瑞传》，袁希，气象出版社，1999年；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
《思痛录》，韦君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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