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次为贺卫方教授回京接风的饭局上，见到以弘扬自由主义著名的秋风，最近转向“儒家宪政”传统，呼吁女性回归家庭。当场一位自由主义新晋人物与其争执，认为这是从“五四”提倡“娜拉出走”的退化，近似某政协委员在两会上的“不靠谱”提案。饭桌虽有美酒，却平添火药味。
饭局归来，见到微博上一位女性朋友的发言，大意是“希望中国的性工作者、小三、剩男剩女、独身主义者等等联合起来，一起摧毁家庭制度。”这位女性朋友编辑一份女权主义杂志，本人独身，恰是一位当代娜拉。假如她出现在那天的饭局上，火药味大概就要变成爆炸了。
时隔未久，一位微博意见领袖嘲讽有人建议国家征用长期空置房，宣称若如此可行，则亦可将年满28岁尚未婚的女性尤其是“女权主义者”收归国有，以解决大龄男青年的问题，其中点了前述女性朋友的名，引起她怒斥。事后虽赔礼了事，而当代娜拉的悖谬处境及婚姻家庭议题的思想混乱，亦可见一斑。
九十年前，五四运动开场，娜拉的故事在中国舞台初演，亲手翻译《玩偶之家》的鲁迅先生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疑问，和呼吁女性解放的同仁们不同，他的答案是“或者堕落，或者回来”。为此，他还写了体现娜拉“回家”命运的小说《伤逝》。
这似乎与今天秋风或其他“儒家宪政主义者”的观念不谋而合，但作为五四同人的鲁迅曾亲自翻译了《玩偶之家》，他对于“娜拉回家”表示的是一种全然悲悯而非倡导的态度，提示的是当时女性走出家庭求学就业的艰难现实。
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讲演的四年前，这所学校发生了著名的“李超事件”，一位欲脱离旧家庭求学就业的女生，由于经济困难和心情抑郁患肺病去世，身后竟引发轩然大波。曾为其代课的胡适亲自写作《李超传》，在追悼会上宣读，控诉旧家庭罪恶，呼吁妇女解放，形成了一股汹涌的潮流。此后数年中，沈玄庐、邓颖超仿 照胡适体例，先后以同类事例写作了赵瑛传、张赐婧传等，主旨皆在于揭露旧家庭伦理对于女子之压迫，及娜拉出走后的艰难。同时期庐隐《海滨故人》，丁玲《莎 菲女士的日记》以及白薇等人的一批女性小说，亦直接反映这一问题，其中出走的女性的结局，大约不过夭折或回家。同时期上海的席上珍自杀案件和以后《日出》 中的陈白露形象，则反映着缺乏经济独立的新女性另一种结局--堕落，如同鲁迅指出的。
鲁迅认为，由于庞大的旧中国社会不可能顺利现代化，娜拉出走、女性经济独立无法成为潮流。确实，中国的现代化叙事一直受制重重，进展迟缓，社会吸纳女 性就业的能力低下。在诞生了第一批就业女性的上海，直到1950年，根据上海地方志记载，女性就业人口为36.80万人，仅占女性总人口的16.26%。 与此同时，成年女性文盲率达83.5%。1930年代，大公报女记者蒋逸霄对天津、上海两个地区的职业女性进行采访调查，发现真正达到经济独立的，只是少 数知识女性。对于普通教育程度不够的女性来说，所谓“职业”只是被动的求生手段，生活中面临多重压力，婚恋仍被家族父母左右。十里洋场上，不少女性还因经 济不自立，成为陈白露式的人物。如果一个职业女性遭遇了婚姻家庭变故，有子女拖累或感情的伤痛，则会非常艰难。很多知名女性终身不婚。
但总体来看，民国时代，娜拉出走的潮流愈演愈烈。到30年代公演《玩偶之家》时，再次掀起了盛大的“娜拉潮”，而以《家、春、秋》为代表的“反抗旧家 庭”小说，一直到不久之前的“新时期”仍旧引起共鸣，一代代青年男女完成了他们“离家出走”的历程。直到看似坚不可摧的旧家庭势力在眼下被彻底摧毁，甚至 面临着家庭功能解体，留守家庭、剩男剩女泛滥之局，以至于作为胡适后学的自由主义者们要提出女性回归家庭的倡导。
这与其说是鲁迅先生的洞察力缺陷，不如说是中国的现代化叙事走上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使得中国的娜拉们经历了独特的身世隐秘，及今天的身份悖谬。
二
50年代，作家杨沫以她在30年代的亲身经历写作了小说《青春之歌》，其中林道静和余永泽同居的情节类似于鲁迅笔下的《伤逝》，逃出旧家庭的林道静的 生活情形，与子君仿佛。但林道静的未来却显得要激扬得多。她认识了一帮进步青年，趁着一二九运动的潮流，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终成为共产党员。这是二十年 代的李超或者子君不可想象的。
其间的秘密在于，娜拉走出旧家庭的现代性故事被纳入了革命的叙事，背景则是古老中国的现代化变身为革命叙事。从30到40年代，随着革命对于社会的动 员，一层层女性知识青年和男性一样奔向延安或者在大后方参加政治运动，变身为革命女战士或者干部，像邓颖超或者杨沫一样追求着自己的未来，在革命队伍里努 力寻觅自己的位置。
这听起来是一个光明的故事，但背面却拖着深重的阴影。
由李南央整理出版的《父母昨日书》，收集了原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和妻子范元甄从37年到49年的来往信件，可以看做一部从重庆到延安的革命生活文献。其 中“出走的娜拉”范元甄在恋爱、婚姻和革命中经历的，并非如林道静的浪漫。范元甄出生于中等家庭，早年读书，此后参加学生运动，以后在新华日报工作，与李 锐结婚之后前往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担任干部，曾被称为延安“四大美女”之一。范、李恋爱与结婚之前，想要彼此支持上进，成为恋爱与革命结合的典范。但结婚 之初，范元甄即面临怀孕恐惧。
范的恐惧来自于对周围生孩子之后的革命女青年包括李锐二姐处境的目睹，她要求李锐“一两年内决不干那足以引起‘孩子危险’的玩意”，为此李锐亦曾表示 要“下最大决心耐住”。但男女欲求的本性使这层防范很快被冲破。到延安后不久，范元甄即怀孕，而在延安这个男女同质高度革命化的环境中，怀孕生孩子给女性 带来的负担被空前放大了，以至于生死攸关。邓颖超在延安看见范元甄关照的第一句话即是：别有孩子。
范元甄开始经历一轮轮的怀孕--打胎--怀孕的循环，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起初的理想婚姻设想完全被打破，双方的感情受到不断的损耗，以至于荡然无存。女性在追求革命道路上的性别弱势全面的显露出来，以至于范元甄发出诘问“为什么自然是这样不公平？”
延安为伴侣关系设定了严格的周末夫妻的模式，女性被同样动员为革命的战斗员。延安之外情形更为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女性一旦怀孕生子，意味着在革命序 列中的掉队。在此情形下，打胎几乎成为本能选择。王实味的前妻刘莹曾剖腹中止妊娠，杨沫亦曾获组织批准刮宫，女演员于蓝在延安曾经打过两次胎。为了接受打 胎，范元甄不得不排队。《三八节有感》直率地描述了延安女性“厚颜的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但在贫乏 的医疗条件下打胎引起的身体创痛，以及违反天然母性的心灵创伤是巨大的。这种母性并不会被革命叙事完全消解和替代。怀孕之后，范元甄发现自己“有了极深的 ‘母性’”。
第一个男婴早产之初，范元甄害怕，希望他不会活起来。但孩子埋葬之后，她“开始想念他了”，为此哭泣了好几次，甚至看见母马和小马亲热，也“不禁呆站 了一会”。此后怀孕和打胎的循环，以及母性和革命追求的分裂，使她“对于性生活很厌恶”，与李锐的感情亦降到冰点，出现延安整风中的邓力群插足事件。
在复婚之后，李、范因革命需要相隔两地，由于独力抚养第一个孩子的辛苦以及继续两次刮宫，范元甄身染慢性病，当初女记者和延安美女的光辉渐渐暗淡，与李锐的上升轨迹适成反差。庐山会议之后，李锐再次遭受政治批判，范元甄对其无情揭发，二人的关系走到尽头。
像范元甄这样因为女性身份在革命中逐渐落后的历程，是延安生活中的一个普遍轨迹，范的经历并不是最坏的。在范元甄的信中，提到了与原北大校长陆平结婚 之后自杀的唐克，可以说是把徐克立没有迈出的最后一步变成了现实。比起范元甄和李锐之间的知识分子式的结合，女知青和工农干部之间奉组织之命的婚配，结果 是更暗淡的。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引述陈学昭的《延安访问记》，记录了一个这样的“娜拉”的遭遇。奔赴延安之初，她的青春和洋气吸引了一位工农 干部，在组织安排下她不得不接受革命婚姻。但婚后不久她怀了孕，挺着大肚子的她遭到了工农干部丈夫厌倦，让她滚蛋，要再讨个“更洋气的洋包子”。在掩盖在 革命叙事之下的男性主导秩序中，“娜拉”们的地位是何等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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