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晚相声说开去

2014年10月21日11:12   媒体精选  作者:台湾边角料  
牛群春晚上牛群的那句“领导,冒号!”成了当年的流行语。

 文丨马军

  80年代来临前的几年,中国做好了正式起跑的最后准备。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十八个手印,后来改写了中国整个的农村政策,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这个迷茫的国度指引出了一条道路。当然,艺术界也在改,艺术家赵丹临终前和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的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被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历来是最高指示的源头,此文一出,文艺界便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虽然社会上“左”的思潮依旧强大,但是向来冲在社会改革头一线的文艺界,却想第一个跳进河里,看看传说中能保着人们过河的石头,到底好不好摸。

  而相声,则更是文艺界的先锋。

  这么说其实并不为过,49年建国以后,文艺界要进行改造,上讽刺官员显贵下讽刺农民小市民的相声几乎断绝。除了极少数能够与时俱进的将曲艺改造成政治宣传工具之外,几乎所有的曲艺演员和曲种都遭受到了不亚于灭顶的灾难。北京的单口大王刘宝瑞的《君臣斗》的全本录音至今也未凑齐,也许注定无法凑齐,刘先生本人的死因和遗体,至今也无从知晓。天津的大师马三立被发配到农村改造,一度曾认为自己一生无法回到舞台。传统段子《八大改行》的场景再次回到现实。

  然而首当其冲的,往往是最早复苏的,文革结束在文艺圈的最早迹象,也发生在相声中。收音机里传出的王佩元的《挖宝》、姜昆的《如此照相》、以及常贵田的《帽子工厂》让人久违了那种直逼最高层的政治批判型的相声。虽然是批判政治,但是谁也无法否认这三个段子并不纯粹,充其量只是对政治失事一方的安全的落井下石。但是对于当时的社会,只要是批判的,就已经够了,人们压抑的久了,突然有了相声这么个管道,于是相声就被捧得很高很高。相声在八十年代,迎来了自己的黄金十年。

  于是1983年有了春晚开始,相声的比重远远超过其他艺术类型。正式节目之前,晚会还安排了相声大师侯宝林单独的讲话环节。主持人马季和姜昆还代表相声界像全国观众问了好,要知道,当时有这殊荣的,只有王景愚和刘晓庆。

  相声在当年的重要性还能在节目的数量上体现出来,那一年,马季和姜昆各自说了三个段子,侯宝林侯耀文父子两个也各说了一个。说当年相声是春晚的半壁江山,应该没有人会有任何的意见。只是当年的段子还都比较保守,马季和姜昆还没能从当年的歌颂型相声走出。然而我们也不能太过苛责,毕竟是春晚的第一次(不算1960年那次),政治上保守一些,还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即便如此,那一年李谷一《乡恋》中的气声唱法,还是被批成了靡靡之音。

  然而相声在民间显然受到了鼓舞,一时之间,无数的前无古人可能也后无来者的段子被创作出来。在1984年,《并非讽刺裁判》和《糖醋活鱼》的出现,给爱相声的人们着实打了一针兴奋剂。少马爷也一度以《纠纷》和《五味俱全》杀进了人们的视野,牛群冯巩更是犀利,《我错了》《小偷公司》也成为了难得的作品,春晚上牛群的那句“领导,冒号!”也成了当年的流行语。九十年代《曲苑杂坛》曾经拍了一系列的相声TV,其中大部份的段子,都来自于八十年代的那段黄金岁月中。

  春晚的相声进步的速度虽不及民间,但是稍逊的进步速度乘上春晚极大的传播力,给人的影响却能大过民间的声音。1984年马季用唐山口音说了一段单口的《宇宙牌香烟》,夸大宣传和虚假广告成了被讨伐的对象,人们也笑的前仰后合。87年的《五官争功》则更是经典。姜昆似乎也受到了师父的启迪,从80年代的前期不疼不痒的《看电视》《夸家乡》《照相》之后,一下子贡献出了《虎口遐想》《电梯奇遇》《捕风捉影》等佳作。

  1990年,中国举办了亚洲运动会,北京的路修到了四环;浦东新区的开发,也从计划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工程。那年的春晚,相声小品虽多,却一个个战战兢兢,内容上除了学唱歌,便是学广告。唯一能勾起人们一些联想的,竟是小品里陈佩斯的那句:“队长,别开枪,是我”。

  亚运的成功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一首《亚洲雄风》点燃了人们的爱国情。民族主义从此被频繁的使用,不论是此后的南联盟轰炸还是南海撞机事件,小泉参访靖国神社还是汶川的地震,同样的场面,我们见过太多太多了。

  那几年有不少让人骄傲的事情,葛洲坝修好了,三峡也开始修了。秦山核电厂修好了,大亚湾也开始修了。欧洲的动荡和中国的发展让那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号悄悄的变成了“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人们对物价的上涨也不再像当年那样的冲动。前几年人们经常讨论的官倒变少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权钱勾结没有了,只是一是因为官倒们更聪明了,二是因为双轨制的渐渐消失,让人们最常见的那部分官倒看不到了。上涨的物价被紧缩的经济政策限制了一些,政府的工作中,也开始提到了“菜篮子”和“米袋子”这样的工程。以前人们对物价上涨的敏感,此时却成了相声中讽刺的对象,姜昆在1991年说的《着急》,成为了少见的佳作。

  人们对文字的热爱转移到了盛行的文化衫上。年轻人似乎个个都成了王朔前几年笔下的顽主,不得不让人感慨这个天才作家的敏感。而王朔本人在这几年则写了《动物凶猛》,还没老,就开始怀念过去了。

  这样的精神也传染到了相声当中,当年那深刻的犀利的幽默,如今却变成了廉价的油嘴滑舌。当然这正符合人们的胃口,人们不再需要深刻和犀利,油嘴滑舌正是人们需要的,牛群冯巩的《办晚会》正是油嘴滑舌的代表之作。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之下,春晚相声似乎又迎来了一个小得高潮,闫月明的《论捧》,李金斗的《跑题》虽然还有八十年代的样子,却始终没达到《五官争功》一半的功力。

  而《8字谜》《点子公司》则宣布了金钱时代的到来。至于牛群冯巩的《拍卖》简直把那个时代刻画到了极点,只要有钱,赵本山的帽子巩俐的毛驴,甚至施大爷的白头发,都能卖。记得牛群还卖过冯巩牌子的猪脑和口条。这话竟成了精彩的隐喻,那之后,猪脑编不出好的段子,能逗大家笑的,便只剩嘴里的那根口条了。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甲A联赛让范志毅郝海东们的身份,从体制内的体育工作者,变成了市场化的职业足球运动员。联赛初始球迷们爆满的人数和热情,几乎在向所有人宣誓,我们迈进了人性的正常状态。精神上的压抑,似乎开始慢慢远离了中国人。换句话说,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彻底统一了思想决定一心向前看,当然,你也可以悲观的说,彻底被统一了思想,决定一心向钱看。

  进入正常化的,除了中国足球和人民的精神状态,还有中国的国际形势。五六年过去了,当年的事情该忘记的都忘记了,没忘记的也不再提了,还再提的基本上也都被压住了,中国重新对外国展示笑容,外国还是忘不掉中国庞大的市场,决心和中国打交道。这几年,克林顿来了,留下了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江泽民也去了美国,跟华莱士谈笑风生。

  中国终于走进了世界,世界又终于接受了中国。中国的老百姓们一部分赚到了钱,一部分看到别人赚到了钱。前几年还在用的粮票粮本,已经和邮票一样成为了收藏家们夹子里的古董。此时的百姓们的生活,真的像95年春晚上解晓东的歌词:团圆饭七碟八碗围成一火锅,不知道吃啥喝啥大伤脑筋。

  然而更伤脑筋的,应该是中国当时的相声演员们。那个时候,正是小品火的时候,赵本山赵丽蓉两个大咖基本上每年都能贡献出精品,而正应了94年黄宏《打扑克》里的那句“相声明显干不过小品”,相声在这几年更像是担任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主持人,97年便出现了《送春联》《送祝福》《送你一支歌》三“送”同年登春晚的相声。这一送再送的出现,像极了《黄鹤楼》里的一句台词:“山人送主公,再送主公,还送主公”“再送,再送就把我送台下去啦!”

  其实在这几年,相声所经历的转折期当中,还是让人能多少看到相声有复苏的一丝丝可能。毕竟当时的舆论抑制,远不如近日之严重。不断成长出来的新生事物,也为相声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题材。虽然原有的批判型相声越来越少,但是还是有奇志大兵《白吃》这样的佳作出现。只可惜这一对当时的闪亮新人,之后的好作品都留给了《综艺大观》,迅速成名之后又迅速裂穴分道扬镳了。当然,我们不能强迫他们怎样,毕竟他们只是长沙人民的剁椒,不是全国百姓的鱼头。

上一页12下一页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 相声 春晚

分享到:
保存  |  打印  |  关闭

推荐阅读

热文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