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的名义下，这样的故事在普遍发生，丁玲的《在医院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以致后来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以及韦君宜的《露沙的 路》，均在重复叙述着革命队伍中“娜拉”的悲剧故事。即使是在领导层，杨开慧、贺子珍与毛泽东，王前与刘少奇、叶剑英与不断更替的数位夫人亦不能摆脱此种 模式。曾克发表于1942年《解放日报》的《救救母亲》，直观地呼吁“她们不愿意放弃为革命所应尽的母性外的人性的职责。她们在矛盾中挣扎！”草明甚至在 《创造自己的命运》中，对于那些借革命婚姻攀附老干部，甘心回到窑洞家庭里的女性，给予猛烈的抨击和鄙夷。
在革命的动员中，女性处于和男性一样的主体地位。而在革命的婚姻中，女性却回到了类似旧家庭中的依附性地位。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直率地挑明，延安女 性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并且蒙受着“落后”的批评。从“莎菲”的烦恼到延安娜拉的“落后”，丁玲的写作真切传达了历史肌体上的裂痕。
这种内在分裂导致娜拉们必然以革命叙事的逻辑来反对婚姻家庭。老鬼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书中提到，当一位延安知识分子干部重病时，他的妻子拒绝侍候他，理由是“我是来参加革命，不是来照顾爱人的”。大革命初期以及延安前期的杯水主义是这一心态的体现。
在男性占革命队伍主体的情形下，这样的情形足以引发不稳定，出现了“好干部还是好老婆”的争论，不得不以组织名义来包办婚姻，或者说是保证较高级别资 历干部的优先配偶权，整风运动之后发展出来的“二八五团”制度即是证明。《林海雪原》中护士白灵对首长少剑波的爱情，看起来纯洁无暇，却只能在不越此雷池 一步的情形下展开，不可能想象她去爱更年轻、更有英雄气质的杨子荣。《亮剑》中李云龙与护士之间的爱情亦不出此俗套。娜拉们失去了她们当初离家出走的最大 动力之一--恋爱自由。逃出了旧家庭的包办，却在革命大集体中再一次遭遇被包办的命运。她们追求的个性自由和自我掌握命运被革命的需求替代了。这是她们命 运的一个怪圈。从这个意义上说，出走的娜拉们确实是回来了。
但和旧家庭不一样，这样的革命婚姻，其家庭功能已严重萎缩，失去了起码的人性内涵。陶铸夫人曾志在《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回忆，她的第一个孩子送人， 第二个孩子被党组织暗中卖掉作为活动经费，不久夭亡。领袖们在长征和革命途中出生的孩子大多送人，在党史中被传为奉献佳话，却难掩此中的人性缺失。延安的 “周末夫妻”模式，不足以承担抚养孩子的功能，生孩子送老乡成风。苇荧和艾青的孩子托放在老乡家中，不久就夭折。石澜与舒同生下孩子后，上级通知其送人， 且安排好了一户农民。在晋察冀，甚至发生了女同志捂死婴儿的情节。在范元甄和李锐的书信中，亦一再提到，生了孩子一定要送掉。整风运动之后发起的“反对堕 胎”，只是从增加边区人口考虑。对那些“可以做事的女同志”，组织上继续批准其堕胎，范元甄即在批准之列。
在周末夫妻、组织指定、分灶分衣的制度下，夫妻之间的功能亦被降低到了满足性欲的最低点。萧月华被安排与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结婚，两人不仅毫无感情可 言，在生活待遇上亦极不平等，李德享受最高的物质供给，经常怀疑萧月华偷吃了他的东西。两人虽生有一孩子，却很快分居，到陕北后离婚。从《父母昨日书》里 可以看出，在性欲的要求上，范元甄和李锐产生了尖锐的冲入，甚至发展为仇恨，这除了生孩子的痛苦，更深层地说，是由于家庭功能退化到满足性欲的地步产生 的。即使李锐主观上想要承担更多，现实亦使他无法做到。娜拉们被迫接受一个严重退化的家庭，这实际使她们尝到了无家可归的苦涩。
出走之后，娜拉们与旧家庭的联系，并不像小说或电影里展现得那样干脆决绝。父母昨日书中，大量包含了范、李与各自家庭的通信，特别是作为女性的范元 甄，对于母爱的牵挂很难斩断，形诸梦寐。而范、李出走的身后，是各自亲人孤独的悲剧。尤其是李锐家，寡居抚养儿女成人的老母亲陷入绝望，李锐则以“我的爱 不能只属于几个人，要首先关心着天下的劳苦大众”来对抗内心的挣扎。正是在这种逻辑下，范、李与无数革命青年一样，逐渐疏远了与家人的情感。
虽然如此，李、范仍旧长年保持着与各自家庭和亲戚的联系，在批判他们落后的同时，接受他们的经济帮助。由于边区经济的困难，这样的接受资助，是在组织的默许的情形下进行的。这和传统叙事中革命青年与旧家庭的恩断义绝，出入何等重大。
实际上，在民国的时代风气和制度涤荡下，像《家》里那样能够保持完整宗法制的旧家庭是少数，多数知识分子出身的家庭已经具有某种开明性质，或者上一代 人自己就是社会改革的参与者，这样的家庭也更有动力送子女上学求知。阶级斗争所需要的叙事却把家庭一概作为落后或者反动的对象来批判，有意吸纳和强化了青 年人固有的叛逆意识和成人需求，促进他们脱离家庭的传统和亲情引导，完全投奔到革命的麾盖下，“与家庭决裂”成为投奔革命的一个必要身份印记。这样的故 事，一直到镇反反右、上山下乡和打工潮仍旧以运动的模式上演着。
摈弃各种人性的“小资产阶级”需求，目的是为了炼成“特殊材料”的无产阶级战士。这是一个严酷的过程，淘汰率很高。《父母昨日书》中，提到多位这样革 命路途中的被淘汰者，前文提及的自杀者唐克即是一个例子。周恩来义女、传为延安四大美女之一的甄曼丽，和陈振球(建国后任哈尔滨日报总编辑)生有一子，送 老乡抚养，本人在抢救运动中被关于窑洞审查，遭受山洪冲塌窑洞而死。曾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的危拱之，在整风中精神失常，男女关系混乱，以后身世悲惨， 则是突出的故事。这样故事并非仅在延安发生。大革命时代，著名的美女刘尊一，在被革命爱人出卖被捕入狱后，接受了国民政府典狱长的帮助和爱情，与其结婚， 此后典狱长病死，刘尊一因为失节深受批判，远遁重庆北碚，单身终其生，与困守师道的吴宓近邻。类似在革命潮流中失踪或落伍的“娜拉”，不可胜数。
三
在抽空了家庭、亲情以致男女之爱这些人性内涵之后，加入革命队伍的娜拉们如果没有在此过程中夭亡或者被完全淘汰，结果就会炼成一种今天尚不陌生的新人--马列主义老太太。
老鬼在《我的母亲杨沫》里面，比较典型地描述了这样一个马列主义老太的形象。这也是林道静的中年肖像。
这个马列主义干部对同志们非常热情，像春天般地温暖，经常无私地帮助别人和担当道义，以至于博得普遍好感；但对于儿女们，却是情感冷淡，成年的大女儿 在家里吃饭要交粮票，否则连剩饭也锁起来。父母作为高级干部可以内部购买的营养品被锁起来，不让孩子们染指(从北岛的回忆录可以看出，这种父母配给营养品 与子女分开的情形，就和父母配给的专车子女不能食用一样，是一种普遍规定)。对儿子，她赞同丈夫的拳打脚踢，动辄责骂，将儿子神经性腹痛视为资产阶级的娇 贵。她说自己服膺卢梭，将亲生孩子全部送往育婴堂。卢梭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叙事的鼻祖。在大女儿死于不测后，她因为政治考虑，没有积极寻求惩办嫌疑人--江 青的一位红人。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语言，完全是革命化的控诉与反抗。亲情关系的完全冷漠和破裂，导致内心失衡的老鬼在文革之初上演了带人抄家、捆姐押母的一 幕。
在夫妻生活之间，杨沫与老干部丈夫马建民完全退去了《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她的革命领路人之间的理想色彩，成为标准意义上的政治夫妻。两人的收入和住 处都长年分开，即使杨沫生病丈夫亦很少看望，马建民经济上极端抠门，到了几分钱也要两清的地步。最严重的是在政治运动中马建民揭发了杨沫入党时间不实的问 题，使得杨沫背上了假党员的嫌疑，两人之间关系完全破裂。倒是《青春之歌》中备受贬低的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在外调人员上门时坚决不肯揭发杨沫。
政治夫妻的因素，在当时的干部家庭中都轻重不同地存在着。李慎之打成右派后，妻子屡次想要与其离婚。身为思想者和中共老干部的顾准家庭则更是典型的例 子，顾准打成右派之后，夫妻离婚，妻子自杀，儿女反目，直到眼下仍旧创痕未复。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是彭与前妻离婚后组织安排与其结婚的，建国后对彭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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