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春晚走出演播大厅失败之后，1996年的春晚选择了在北京上海西安三地连线直播的形式，着实还是让人眼前亮了一下。当年的姜昆换掉唐杰 忠，第一次和戴志诚上台，便根据当时火爆的球市说了一段《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记得当时台下分别坐着国安队和申花队，范志毅耸着肩膀笑的差点儿抽过去，不 料想第二年，就被国安九比一狂扫，彻底没了笑脸。
当时紧抓时事的好段子，还有侯耀文石富宽的《京九演义》，虽是主旋律相声，但红的不让人感到恶心。这点功力后来的相声演员们都做不到，反倒是多年之后北京电视台春晚郭德纲的那段《北京你好》，能让人听出当年侯三爷的神韵来。
最让人可惜的，其实是牛群和冯巩。其实这几年，能和赵本山赵丽蓉在春晚上抢笑声的，相声圈也就冯巩和牛群了。但是由于牛群去了蒙城做了牛官，冯 巩也变换了搭档，00、01连续两年推出佳作之后，02年起便开始走了下坡。牛群回来之后，上了几次春晚跑龙套，表现的也都差强人意。毕竟做过官的人，再 重新回到台上扮演小丑，架子一端上，便卸不下来了。 应该是从02、03年起，中国人开始在春晚上找不到乐子了。
00年以后，冯巩的相声和小品没了区别，春晚也再没了像当年“忽悠”“拐了”等在社会上流传一整年的经典语录。除了“我想死你们了”这种自以为 是的陈词滥调，便是开始捡网络上过气的词汇来凸显自己的“与时俱进”。前一年的春晚之前曾经不少网友押宝预测哪一个傻逼第一个说出“给力”一词，结果不出 所料，一向被调侃的朱主持人军光荣中枪，这似乎是那一年的春晚，最好玩的笑话。
于是从那以后，春晚的相声便进行了形式上的创新，除了台上一个捧哏一个逗哏之外，台下还多了一个捧好的观众。不知道是央视有意为之，还是现场遴 选，每次大声喊好的，总是一个坐在前排肥头大耳的胖子。我对胖子并无成见，面对如此乏味的相声，也理解春晚导演安排卧底鼓噪喊好的良苦用心，然而让我厌烦 的是这个胖子每次的好都喊到逗哏的人的腮帮子上，让整个节目的节奏非常诡异，往往一个“好！”能让捧哏找不到搭茬的节骨眼儿活活憋死。我曾经许愿希望让这 个喊好的永远从电视上消失，结果不幸愿力发的太偏，没击中这个喊好的胖子，反倒打重了另一个胖子。没错，就是你们知道的那个，穿背带裤的大胡子。
这也并不难理解，2001年的中国人似乎把最近五年的高兴事儿全都HIGH完了，申奥成功入世成功足球冲出亚洲成功，再加上拉登成功的撞了美国 的俩大楼，中国人一瞬间感觉中国成了世界强国。在中国，放纵的机会很少，安全且政治正确的放纵机会更是少得可怜，于是那一年中国人彻底的HIGH 了，713和107,两个夏天的日子，人们放了比冬天还多的炮竹。那年的春晚，郭冬临用天津话大声的唱着：“甭管是巴西土耳其，哥斯达黎加，场场踢他们三 比零，大家说好吗？”“好！”“那就这么定啦！”结果第二年的夏天，中国队未赢一场未得一分未进一球，三场比赛被灌了九个球，灰头土脸的回了国。平均下 来，真是场场三比零，只是语态，变成了被动式。之后的中国足球掉进了泥潭，春晚的相声，比中国足球，掉得更深。
足球的失利给社会带来的沮丧，远不如非典时期的团结，给人们带来的希望。02、03年起，房价开始上涨，当然，强拆的新闻，也开始多了起来。然 而，与前几年还算让人满意的状态相比，从那之后的春晚的相声跌进了一个马屁成风蹑手蹑脚的怪圈，这几年，侯耀文三次上春晚，说的相声几乎没有一个让人记得 内容。当年和黄宏《打扑克》的那个犀利的侯耀文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马年颂马》《十二生肖大拜年》《鸡年说鸡》三个无聊的段子。光从题目就能看得出 来，这三个段子的变化，可能比从“我想死你们了”到“你们让我想死了”还要小，而且小得多。姜昆的相声，也没了九十年代的批判精神，转而去掏网络上剩下的 笑话，拼凑出一个勉强叫做段子的作品。这些北京的演员，还是放不下京派相声的架子，死要面子，活活挨骂。天津的冯巩则聪明的多，从那之后开始耍词汇上的流 氓，顶着相声的名义演小品，躲着小品那头的赵本山，回回拿的都是曲艺类的一等奖。只是质量和前几年的完全没得比，老百姓们这个时候才开始痛斥冯巩的滑头。 由此也能看出，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只要有乐，叫相声叫小品无所谓；一旦内容不好玩了，就有人开始拿名头做文章。我想，这种心态也大概能够解释一种现象吧： 只要经济还在涨，至于别的，也就可以先放一放了。当然，这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去解读：一旦经济停了，拍桌子骂娘的，就该层出不穷了。
05年，中国第十三亿个公民诞生。十三亿，不知道这是不是点燃地火的最后一个火苗，民间的力量在这一年也喷薄而出。中国一个草根火了，她叫李宇 春。春哥是第几个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这个我没做过统计，不好乱讲。然而除去政治人物，以纯粹民间人物的姿态登上时代的，即便再有先例，李宇春也应 该是前几名。
那一年，火爆程度不次于李宇春的，在文艺圈，恐怕只有郭德纲了。放在一年以前，如果有人认为世界上还存在着会贩卖相声票的黄牛，那这个人的智商 应该比牛还要低。然而郭德纲火了之后，天桥德云社的剧场外的黄牛们，都恨不得自己真的是牛，可以吃一顿饱三天的天天守在德云社的门口，买一张郭德纲的票。
于是乎，中国的民间开始呼唤着能在春晚上看到郭德纲。
从那时候起，民众的呼唤还是变得有效而激烈，而且是越有效越激烈。随着草根力量的崛起和网络通讯手段的普及，中国人可以决定电视台上的漂亮姑娘 帅小伙子们谁是冠军谁被淘汰了。于是中国人的选举热情在这一点上爆发，据说有人花50万买手机卡，就是为了给李宇春增加几千张票数。那一年的长沙，经常有 粉丝团上街为自己的偶像拉票，听说不同的粉丝团见面时还爆发了冲突动了粗。
面对着民众的呼声，郭德纲显然比周立波更沉稳，也更聪明。郭德纲从未说过自己只是“京津人民的小菜”，不当“全国人民的水饺”。而是用了更草根的方式从根儿上断了自己上春晚的可能，那就是一个《我要上春晚》的段子。
于是我们便知道了，郭德纲是不会上春晚的了，但是不知道是有意安排，还是无巧不成书。那一年的春晚央视从台湾找来了一个叫做朱德刚的演员，像模 像样的穿着大褂说了出《绕口令》，如果没记错，上一次春晚还有人穿着大褂说相声，应该要追溯到1999年的超级新人奇志和大兵。不知道这里头是不是包含着 一种隐喻：我们丢掉的自我，只能去台湾，才能寻得到。
这几年的中国大师陨落，中国相声最大的两个团——中广和铁道的顶梁柱马季和侯耀文时隔半年先后去世。象征着主流相声圈子最高水平的旗子倒下之 后，相声在民众的心中，彻底的和郭德纲画上了等号。那时候的郭爷穷人乍富，十几年的存货一夜之间倒给了中国的观众，彻底给01年过去，08年未到这样一种 精神上青黄不接的时代集体补了HIGH。而下一次中国人在文化上集体狂HIGH,应该都要排到《让子弹飞》了。
中国的未来在民间，中国的未来在草根。草根不及想让谁火谁就火的体制，草根想出头，靠的必须是自身的真本事。草根郭德纲的兴起，除了时代之外， 更多的原因，还是自身的能耐足够HOLD住观众。可惜有的人就是认不清楚这一点，刚半火不火，就想扬名立万。郭德纲的大徒弟何云伟和郭的师弟李菁单飞之后 上春晚说的段子，除了段子不好笑之外，一切都充满了讽刺的幽默感。春晚想借捧红两个“叛将”来跟郭德纲叫板，结果更加巩固了郭爷的地位。他们不知道，郭德 纲早把观众们的口味养刁了，相声圈子再也不那么好混，没点真绝活，真的没办法上台混了。不知道何云伟李菁二人现在是不是懂了这个道理，不过不懂也没关系， 因为还有人儿比他俩更不懂，比如李伟健和武斌，比如贾玲和白凯南，还有一个我看到就会转台的小白脸，周炜。
人民的口味越来越刁，春晚也越来越难做。相声脱离了讽刺，也便没了生命力，这不仅是相声的悲哀，也是整个时代的悲哀。当年马季的《五官争功》多么的犀利，而转而回想下马东的《新五官争功》，最能让人记住的，似乎还是董卿把马东说成马季的那个口误吧。
现在的中国，一大群波兹曼和赫胥黎的背后，站着九个奥威尔，我们多希望董卿的那一句不是口误，多希望马季能够回来，更希望马季的那个年代，也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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