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文/新浪锐见 纪彭
发生在1944年的“瓦尔基里行动”史称“7·20政变”，是德国军官团对纳粹政权的一场“反扑”行动。但是，希特勒轻松地将其击溃，继续稳稳地掌握第三帝国。十个月后，在苏联红军攻入柏林的最后时刻，希特勒周围还聚集着大批追随者，甘心为纳粹殉葬。
从普鲁士时代起，容克军事贵族就是德国这片土地上货真价实的统治阶级，他们才是国家的核心力量。可这股古老的力量在希特勒面前，简直不堪一击！德国军官团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新德国？希特勒为什么能牢牢控制国家，把原先的国家主人边缘化？
从未建立制度化权力
事情还得从1918年底说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中，德意志第二帝国宣告崩溃。回顾第二帝国的短暂历史，威廉一世和俾斯麦以一代人的短暂时光，就把德国从一个中等强国变成了世界上排名前三的世界性强权。虽然第二帝国完成了国力上的飞跃，但国家本身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还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结构。当初，俾斯麦为了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大搞妥协。举一个例子，第二帝国的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很有限。1871年的德国宪法把相当一部分的财政自主权留给了普鲁士以外的小邦国，中央政府只能征收几种特别税，如烟草、邮政。地方税均由邦国掌握。正是因为本身财政体制的缺陷，导致德国在经济基础优于英国的情况下，在海军军备竞赛中还是落于下风。
俾斯麦能力强，他就倾向于以非制度性、非法律性的手段达成目。从1871年到1890年，俾斯麦对皇帝负责，自己成为国家的第二中心，这就是德国的政治现实。等到俾斯麦退休，他的继任者能力不足，一个支离破碎的权力结构便非常不利于国家。或许俾斯麦是有意识地促进这种结果，这样他的地位才能得到凸显。威廉二世掌权，在缺乏制度性权力的体制下，德国的政策非常鬼魅，昏招迭出，结果是误入一场世界大战。
从第二帝国到魏玛共和国，德国始终不能建立起有效的制度性权力，更糟糕的是大萧条把德国中产阶级变成了激进分子，上层的非常小的、精英化的军官团难以稳定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和他的最极端团体才有机会上台。
希特勒在上台之初，包括军官团和工业家都认定希特勒只是大人物们请来的一个代理人，统治阶级不过是利用这个人作为工具“终结尴尬的政治状态”，将来一脚把这个人踢开就好！当时，赞助希特勒的克虏伯集团、民族人民党的重要领导人胡根贝格都是这种心理。苏联出版的关于德国教科书上，白纸黑字地告诉我们“希特勒是垄断资本家推出的一个代言人”，但希特勒很快证明，自己比把他当做工具的人高明得多。
希特勒的“越位”战术
希特勒使用了完全另类的招数，这些招数远远把同时代的人甩在后面——希特勒以一种类似互联网思维的新思维，将摧枯拉朽的对手击溃。
第二帝国时代到魏玛共和国都是一个贵族化的政治，但希特勒根本不关心这些，他以理论家、爱国者和国家总理的三重身份向普通民众发声，很快就把自己变成了“四个伟大”般的人物。这招过去只有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拿破仑三世玩过，现在希特勒青出于蓝，因为他有了新技术——收音机。
纳粹党上台组阁的第二天就成立了著名的国民启蒙与宣传部，戈培尔博士出任部长。戈培尔立即在德国全国推广家用无线电设备，当时一台全波段的收音机很贵，差不多260到300马克，这是绝大部分家庭是承担不起的。所以，戈培尔责成无线电属研制一种波段进行过的阉割的收音机，这种收音机后来得了一个绰号叫“戈培尔的大嘴”，这款收音机的价格非常便宜，大约是全波段收音机价格的三成。如同小米手机抢占苹果和三星的地盘一样，便宜的“戈培尔的大嘴”在短短两年后就普及到了每一个德国家庭，这种收音机只能收听当地广播电视台的节目，通过这种方式，纳粹把它的意识形态、整个宣传逻辑灌输给普通民众。
对于原有的精英阶层，纳粹党采取了另外的手段——我不取消你们的既得利益和既有权力，但是我另辟蹊径把你边缘化，至少叫你不碍事儿。对于军官团，你们最大的一个愿望是突破《凡尔赛合约》对军事力量的限制。希特勒就以此换取军官团的效忠。对司法部门，希特勒提出，过去的司法制度和审理状态维持原状，只是把涉及政治的这一块单独分出来，成立一个人民法庭专门审理政治案件。对资本家，希特勒以“劳工阵线”控制了工人，还帮资本家们解决产品销路问题，作为交换，资本家的生产配合国家政策的指导。对工人，很简单，希特勒为工人争取了更高的工资，作为代价工人加入纳粹党下属的劳工阵线。
军官团是元首的同路人
1933年到1938年，整个德国对于纳粹党的好感达到了最高峰。但在1938年发生了“九月政变”，德国军官团第一次出手，差点干掉希特勒。原因是希特勒在莱茵兰、奥地利和苏台德问题上太过激进。在绝大部分军事和外交幕僚眼中，这是把德国送入战争，当时的德国军力尚不足以抵抗英国和法国进攻。但是，事实证明希特勒比他们高明，这位心理战大师成功利用了英国和法国的恐战心理，大获全胜。军官团沉默了，事实证明他们每一次都是错的，希特勒每一次都是对的。
1939年和1940年，希特勒德国取得了巨大的军事胜利，征服了西欧；1941年夏天进攻苏联，大获成功。这些辉煌的胜利足以令绝大部分反对希特勒的人失去了反对的底气。等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抵抗分子才真正获得了重新反对希特勒、刺杀希特勒的底气。但为时已晚，军官团和官僚们在第二帝国乃至魏玛共和国时期是德国社会的精英和主流，但是在纳粹革命洗礼十年后，他们在第三帝国已处在比较边缘、比较尴尬的状态。他们如俄国十二月党人，以个人的英勇行动和道德来对抗希特勒和他背后的纳粹，以及全德国人民。
“7·20政变”时，政变者有一个短暂的“优势时刻”，虽然希特勒还活着，但被炸伤，他们一度切断的大本营和外部的通讯。但是，在这个“优势时刻”政变者未能控制宣传部、柏林的政府机关和党卫军总部。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把内阁成员召集起来，发布了希特勒死亡的消息。等带着全国人民自动起来呼应他们的新政府。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绝大部分政变者的眼光和思维方式还停留在19世纪。在激荡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德国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他们还停留第二帝国的思维状态，认为一场小规模的精英革命和暗杀就可以把德国的问题解决。他们甚至拿不出一个新政府怎么跟英美、苏联的具体谈判方案。
他们理想中的德国是什么样的？当时，政变者们与盟国沟通时，贝克上将提出一个谈判底线——保住希特勒的战前成果，包括奥地利、捷克的苏台德地区。这基本上是德意志族分布的聚居范围。他们还希望获得战略空间，波兰、波罗的海方面和西乌克兰。这就是他们的水平，无怪乎德国人民在第三帝国最后的日子里还一如既往的围绕在希特勒周围。
从第二帝国崩溃到联邦德国的建立和巩固，乃至最后两德统一，代表德国精英的军官团和容克地主们用了将近70年才完成思维上的最终转化。那种不分善恶、缺乏道德标准的国家主义，逐步地演化为公民对国家的责任和作为一个人对于自然道德观念责任，也只有到这一步为止，对于“纳粹”的暴行反思才最终完成。
（原标题：保守与落伍：激荡时代的德意志贵族集团）
（声明：作者独家授权新浪网使用，请勿转载。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